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,废漕改海断然不许。”该如何破局?

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,废漕改海断然不许。”

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,那么这句话有什么历史背景,它的背后又发生过哪些故事?我们今天干脆来聊聊这个。

这句话说得就是清朝有关“漕运”的改革,从雍正、乾隆一直到光绪,贯穿了有清一代大半国祚。

在封建王朝,田赋是国家财政最大的根基,至少占到整个国家税收的70%以上,绝对的国之柱石。

那时候又没有信用货币制度,朝廷可以疯狂借债寅吃卯粮,因此朝廷用度必须量入为出,有多少收入花多少钱,一不小心支出多了可能真的会陷入无钱可用的境地。

田赋作为税收的基础,它在征收的各个环节就是重中之重。其中漕运就是田赋征收的运输、仓储环节。

清代自从雍正摊丁入亩改革以后,田赋主要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地丁银,就是把人头税也合并到土地里面,按土地面积征收银子。

但是农业国家,朝廷也要吃饭啊。于是在有运河运输条件、并且产粮的省份,仍然保留实物税收。这些地方就是有漕八省,主要就是江浙地区。

他们每年要交大米、小麦、豆子这些粮食,由基层官吏收上来之后,再由运河也就是漕运一路运输至北京的仓库储存起来,以供八旗兵丁、官员俸禄和皇室使用。这就是漕运的由来。

但是随着这一制度运行良久,到康熙末期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,是啥呢?

就是朝廷在订立制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“运费涨价”的问题。负责收税的是州府就是基层衙门,负责运输的是旗丁,就是军队,属于两套班子。

原本老百姓在交粮的时候还要再额外交一笔银子,也就是运费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通货膨胀的因素放大,当年制度定下的运费不够用了。负责运输的旗丁不能做亏本买卖,于是向州县敲竹杠,要巧立名目,施展手段,多收运费。

然后州县又把压力下放到小民头上,经过这两道转手,层层加码,最终的税赋压力就变得很大。

这种操作一旦形成惯例,就逐渐变得理所当然。围绕这种漕运的规费,就慢慢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。

江浙的州县把规费收上来以后,除了付给旗丁运费,剩下的还会截留,给自己的县衙用于日常开支用度。这部分比例大概一半对一半。

乾隆四年,江苏巡抚奏报,说能不能把这种制度固定下来,每石米的漕费是46文,其中24文总包给旗丁运输,剩下22文留作县里办公。

负责漕运的旗丁拿了钱也不是全揣自己的口袋,河道经过的那些州县还会沿途设卡,向旗丁索要好处费。

旗丁这一路打点下来,也是不小的开支,而这沿途州县索要的好处费又截留下来成为了当地的用度开支。

也就是说漕运的规费并不止是负责漕运本身的旗丁太贪,而是形成了规模化、产业链。在前端的漕运旗丁只是一个收银员的角色。

就好像出租车司机,你给他的车费并不是全装入了司机的口袋,而是很大一部分要交给出租车公司,出租车公司又要拿一部分上交给监管。


大家都有钱拿,惯例才得以通行。

客观来说,漕运的规费不能全算在贪污上面。因为实际情况中,基层的财源受到很大的限制,前面说过,田赋都是法定的,弹性非常小,每年几乎变化不大。

但是各州府县衙本地的开支又根本不够,向朝廷要求转移支付又力有不逮。沿着运河的各省有条件依靠漕运解决开支问题,自然就不自觉地依赖上了它,所得的收入很多也确实是用在了县衙日常办公的开支上。

但是漕运规费的问题也在于此,它不确定性很大。

之前说江苏巡抚奏请把漕费定为制度,分成比例什么的给确定下来。但是户部不同意。

原因就在于,这种漕费属于朝廷默认但不想公开支持的开源方法。

你搞可以,朝廷也知道你的难处,我顶多就是不追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但是你下面火候掌握的不好,一旦出了事,该罢官罢官,该杀头杀头,朝廷是需要地方来负责的。

现在你要求我把这种惯例定为成例,那就是要负违反祖制的责任,朝廷多精啊,他不愿意的。

这种不确定性或者灵活性在康常盛世自然无事发生,但是一旦到了水热不调,旱地千里的个别灾年,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无限放大。

等到了道光、咸丰之交之时,整个漕运不单单有旗丁的规费,还衍生出运河疏浚、造船开支、河工经费、州县协办之费等多条上下游产业链。

仅咸丰登基那两年内,朝廷对各省漕运加增的额外拨款甚至多达2000万两,占到朝廷两年支出的60%。维持漕运本身,甚至变成了几乎亏损的买卖。

百万漕工衣食所系,这句话真正所言非虚。

朝廷还是有高人啊,上面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,改革!降低朝廷经济中对漕运的依赖程度。

改革的方法就是废漕改海,本质上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

所谓废漕改海,就是在粮食的始发地,直接装船走海运一路运到京师。

这省却了中间大大小小的关节盘剥,省去了多个职能部门的层层审批,实现了朝廷到农民,端到端、短平快的目标对齐。

不走运河,没有了中间商一层一层的赚差价,朝廷瞬间发现海运是多么的省钱,给朝廷创造了多么巨大的收入。

在道光年间漕运改海试运行后,每次海运粮食的数量居然分别上涨了40-50%!

你说说,这里面动了多少既得利益者的蛋糕,废漕改海也难怪乎断然不许。

于是百万漕工的利益代表们,岂能坐以待毙?

江苏漕运总督具折反对,奏请缓议河海并运。并且说如果遽改海运,漕船大幅歇减,失业水手等难以安置,势必成为不安因素。

果然,道光二十八年,失业水手与英国传教士在青浦发生冲突,演变成外交事件,导致朝廷与英国的关系紧张。当时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,你可以想象朝廷对此的顾虑有多深。

废漕改海哪里还敢再推行下去?

但是问题依然摆在哪里,改革的脚步在后面的皇帝中仍然不能停止,只能不断改变策略、改变节奏。

就这么一直走走停停,一直到同治帝李鸿章当了两江总督,废漕改海历经数次改革,除了有些收入从地方转移到了朝廷,而老百姓的负担却最终一分不少。

以至于李鸿章说小民膏血渐尽而京储仍觉空虚,漕运改海,废了那么大劲,始终难有改观,还不如不改。

历经几度春秋,数任皇帝的改革,似乎对这个既要又要还要的不可能问题都束手无策。

难道这个问题当真无解吗?

事实证明既然是无解问题,历代名相大儒那么多聪明人都解决不了,那就说明它就必定就是无解的。这世上哪来的那么多既要又要?

但它最后还是被解决了。

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。

鸦片战争以后,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侵蚀,中国以田赋为基础的税收基础也随之动摇。取而代之的是以海关税收、商业厘金为主的商业税。

田赋在乾隆年间,丰年尚能取得5000万两白银的收入,占朝廷总收入的73%,而到了光绪年间,随着引进作物的升级,田赋居然已经可以到了1万两白银的收入。


但是田赋所占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?竟下滑到了35%!

清王朝的税收已经变成了以海关收入为主。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税收收入反而大大超过了康乾盛世,客观上为清朝的续命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既然田赋不再是朝廷收入的主流,有其他更可观的税源相替代,漕运自然也就从原先的主要矛盾变为了次要矛盾,成为了无甚紧要的边缘问题。

解开死结的最终方法往往需要亚历山大从更高维度去消灭问题本身。

由此也可以看到,既要又要解决朝廷对漕运的依赖程度,同时还要且要百万漕工的衣食所系,单纯从漕运着手不是一个好的解题思路。

跳出问题本身,想办法扩大税源,或者替换税源本身,才是阻力最小之解。

在改革过程当中也切忌幅度过大,力度过急,否则也容易适得其反,原本民心所向的一方也会搞得自己很被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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