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，废漕改海断然不许。”
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，那么这句话有什么历史背景，它的背后又发生过哪些故事？我们今天干脆来聊聊这个。
这句话说得就是清朝有关“漕运”的改革，从雍正、乾隆一直到光绪，贯穿了有清一代大半国祚。
在封建王朝，田赋是国家财政最大的根基，至少占到整个国家税收的70%以上，绝对的国之柱石。
那时候又没有信用货币制度，朝廷可以疯狂借债寅吃卯粮，因此朝廷用度必须量入为出，有多少收入花多少钱，一不小心支出多了可能真的会陷入无钱可用的境地。
田赋作为税收的基础，它在征收的各个环节就是重中之重。其中漕运就是田赋征收的运输、仓储环节。
清代自从雍正摊丁入亩改革以后，田赋主要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地丁银，就是把人头税也合并到土地里面，按土地面积征收银子。
但是农业国家，朝廷也要吃饭啊。于是在有运河运输条件、并且产粮的省份，仍然保留实物税收。这些地方就是有漕八省，主要就是江浙地区。
他们每年要交大米、小麦、豆子这些粮食，由基层官吏收上来之后，再由运河也就是漕运一路运输至北京的仓库储存起来，以供八旗兵丁、官员俸禄和皇室使用。这就是漕运的由来。
但是随着这一制度运行良久，到康熙末期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是啥呢？
就是朝廷在订立制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“运费涨价”的问题。负责收税的是州府就是基层衙门，负责运输的是旗丁，就是军队，属于两套班子。
原本老百姓在交粮的时候还要再额外交一笔银子，也就是运费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通货膨胀的因素放大，当年制度定下的运费不够用了。负责运输的旗丁不能做亏本买卖，于是向州县敲竹杠，要巧立名目，施展手段，多收运费。
然后州县又把压力下放到小民头上，经过这两道转手，层层加码，最终的税赋压力就变得很大。
这种操作一旦形成惯例，就逐渐变得理所当然。围绕这种漕运的规费，就慢慢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。
江浙的州县把规费收上来以后，除了付给旗丁运费，剩下的还会截留，给自己的县衙用于日常开支用度。这部分比例大概一半对一半。
乾隆四年，江苏巡抚奏报，说能不能把这种制度固定下来，每石米的漕费是46文，其中24文总包给旗丁运输，剩下22文留作县里办公。
负责漕运的旗丁拿了钱也不是全揣自己的口袋，河道经过的那些州县还会沿途设卡，向旗丁索要好处费。
旗丁这一路打点下来，也是不小的开支，而这沿途州县索要的好处费又截留下来成为了当地的用度开支。
也就是说漕运的规费并不止是负责漕运本身的旗丁太贪，而是形成了规模化、产业链。在前端的漕运旗丁只是一个收银员的角色。
就好像出租车司机，你给他的车费并不是全装入了司机的口袋，而是很大一部分要交给出租车公司，出租车公司又要拿一部分上交给监管。
大家都有钱拿，惯例才得以通行。
客观来说，漕运的规费不能全算在贪污上面。因为实际情况中，基层的财源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前面说过，田赋都是法定的，弹性非常小，每年几乎变化不大。
但是各州府县衙本地的开支又根本不够，向朝廷要求转移支付又力有不逮。沿着运河的各省有条件依靠漕运解决开支问题，自然就不自觉地依赖上了它，所得的收入很多也确实是用在了县衙日常办公的开支上。
但是漕运规费的问题也在于此，它不确定性很大。
之前说江苏巡抚奏请把漕费定为制度，分成比例什么的给确定下来。但是户部不同意。
原因就在于，这种漕费属于朝廷默认但不想公开支持的开源方法。
你搞可以，朝廷也知道你的难处，我顶多就是不追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但是你下面火候掌握的不好，一旦出了事，该罢官罢官，该杀头杀头，朝廷是需要地方来负责的。
现在你要求我把这种惯例定为成例，那就是要负违反祖制的责任，朝廷多精啊，他不愿意的。
这种不确定性或者灵活性在康常盛世自然无事发生，但是一旦到了水热不调，旱地千里的个别灾年，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无限放大。
等到了道光、咸丰之交之时，整个漕运不单单有旗丁的规费，还衍生出运河疏浚、造船开支、河工经费、州县协办之费等多条上下游产业链。
仅咸丰登基那两年内，朝廷对各省漕运加增的额外拨款甚至多达2000万两，占到朝廷两年支出的60%。维持漕运本身，甚至变成了几乎亏损的买卖。
百万漕工衣食所系，这句话真正所言非虚。
朝廷还是有高人啊，上面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，改革！降低朝廷经济中对漕运的依赖程度。
改革的方法就是废漕改海，本质上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
所谓废漕改海，就是在粮食的始发地，直接装船走海运一路运到京师。
这省却了中间大大小小的关节盘剥，省去了多个职能部门的层层审批，实现了朝廷到农民，端到端、短平快的目标对齐。
不走运河，没有了中间商一层一层的赚差价，朝廷瞬间发现海运是多么的省钱，给朝廷创造了多么巨大的收入。
在道光年间漕运改海试运行后，每次海运粮食的数量居然分别上涨了40-50%！
你说说，这里面动了多少既得利益者的蛋糕，废漕改海也难怪乎断然不许。
于是百万漕工的利益代表们，岂能坐以待毙？
江苏漕运总督具折反对，奏请缓议河海并运。并且说如果遽改海运，漕船大幅歇减，失业水手等难以安置，势必成为不安因素。
果然，道光二十八年，失业水手与英国传教士在青浦发生冲突，演变成外交事件，导致朝廷与英国的关系紧张。当时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，你可以想象朝廷对此的顾虑有多深。
废漕改海哪里还敢再推行下去？
但是问题依然摆在哪里，改革的脚步在后面的皇帝中仍然不能停止，只能不断改变策略、改变节奏。
就这么一直走走停停，一直到同治帝李鸿章当了两江总督，废漕改海历经数次改革，除了有些收入从地方转移到了朝廷，而老百姓的负担却最终一分不少。
以至于李鸿章说小民膏血渐尽而京储仍觉空虚，漕运改海，废了那么大劲，始终难有改观，还不如不改。
历经几度春秋，数任皇帝的改革，似乎对这个既要又要还要的不可能问题都束手无策。
难道这个问题当真无解吗？
事实证明既然是无解问题，历代名相大儒那么多聪明人都解决不了，那就说明它就必定就是无解的。这世上哪来的那么多既要又要？
但它最后还是被解决了。
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侵蚀，中国以田赋为基础的税收基础也随之动摇。取而代之的是以海关税收、商业厘金为主的商业税。
田赋在乾隆年间，丰年尚能取得5000万两白银的收入，占朝廷总收入的73%，而到了光绪年间，随着引进作物的升级，田赋居然已经可以到了1万两白银的收入。
但是田赋所占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？竟下滑到了35%！
清王朝的税收已经变成了以海关收入为主。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税收收入反而大大超过了康乾盛世，客观上为清朝的续命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既然田赋不再是朝廷收入的主流，有其他更可观的税源相替代，漕运自然也就从原先的主要矛盾变为了次要矛盾，成为了无甚紧要的边缘问题。
解开死结的最终方法往往需要亚历山大从更高维度去消灭问题本身。
由此也可以看到，既要又要解决朝廷对漕运的依赖程度，同时还要且要百万漕工的衣食所系，单纯从漕运着手不是一个好的解题思路。
跳出问题本身，想办法扩大税源，或者替换税源本身，才是阻力最小之解。
在改革过程当中也切忌幅度过大，力度过急，否则也容易适得其反，原本民心所向的一方也会搞得自己很被动。